又有一個生命被悄然亮起的“紅燈”擋在了十字路口。
她叫孫玉晶，黑龍江省安達市任民鎮(zhèn)的農(nóng)家女子。愛人從糧庫下崗后拉著三輪車打零工每天只能掙上十多元錢，她含辛茹苦支撐起一家小小食品雜貨店。他們算計著，到了1998年年底，就差不多把結婚時和給孩子治病欠下的五千元債務都還清了。到那時，全家人都換上一套像樣的衣服，好好享受一下沒有壓力的輕松。多不容易呀!多不容易的絲絲縷縷編織起的一個家的追求和夢想，卻在1998年6月，在二十七歲這個人生最燦爛的季節(jié)，被驟然間冷酷地“叫停”——她被黑龍江省腫瘤醫(yī)院確診為右支氣管肺癌。
丈夫不肯告訴她真相。但從大夫“哎喲，才二十七歲呀”的輕輕惋惜聲中，她其實隱隱約約什么都明白了。她走到醫(yī)院的門外，藍天下，腦子里卻是一片空白?；氐郊依铮那膯杻鹤樱?ldquo;你說，媽媽會死嗎？”還只有五歲的兒子告訴媽媽：“媽媽，會死。”幼小的心靈還沒有學會安慰呢。可是，即使面對著丈夫的安慰，她能夠說什么呢？
她因為腫瘤部位的限制無法手術，只好住院化療。一天長達十四個小時的輸液，伴隨著嘔吐、心煩和劇烈頭痛的化療反應。有一種減輕反應的藥，很小的一片就一百五十元。她跟丈夫說：“我不用吃，我能挺得住。”其實呢，那可真是漫漫長夜黑暗中煎熬的感覺，每一天，每一小時，都好像幾年般漫長。實在難受得躺不住了，就讓丈夫幫助提著點滴瓶一次次地上便所，心里想：走這一次，要是時間能過去幾小時，該多好啊。
白天終于捱過去了。伴隨著黑夜而來的卻是趕也趕不走的一連串的夢靨：突然被驚醒，手一伸，頃刻間，一個穿白衣服的護士站在面前，長長的、粗粗的針管正惡狠狠地對著自己。承受不住的心靈的刺激。承受不住的肉體的疼痛。“挺吧，”她跟丈夫說，“咱們可說啥也得挺住啊!”
可是，化療只進行了一個療程，上萬元的費用(那可都是借來的債務)便已經(jīng)承受不住。為此，丈夫急著要去賣血，要去賣房。她咬緊牙關，兩個字：“不行!”
她出院了。因為無錢，放棄了化療。放棄了化療，意味著選擇了死亡。
那一天，她背著丈夫，悄悄地到鎮(zhèn)上的照相館照了兩張照片。心想，我的頭發(fā)就要沒了，我也要沒了，照張相片留作我人生最后一個紀念吧。照片上，她雙手撫弄著心愛的長辮，身上是紅紅的艷麗的衣服。這是訣別，還是懷戀？這是珍惜，還是遺憾？記得結婚時她和丈夫只照了一張四寸的新婚照。可這次，她決定將兩張照片都放大，花掉了三十元錢。
她將兩張大大的照片高高地掛在家中墻上，好照亮她黑暗里的每一天。
那段日子，她還特別喜歡回憶，回憶起中學時代許多開心的日子來。記得，學校的花壇栽了許多花。一場急風暴雨，把花摧折得七仰八歪的。她對同班的吳金鳳說：“我?guī)緱U，你帶繩子，咱倆下午把這些花都扶起來。”第二天清晨，她倆還特意早早趕來看花?；ㄩ_得格外美，花開得格外香，讓她感到有無數(shù)的生命在對自己微笑。
她最喜歡的一樣東西是錄音機。從小就喜歡，卻一直沒有錢買。她病重時，丈夫說什么也要滿足她心底深處這個美麗的愿望。
她說：“買那種便宜的隨身聽吧，也就幾十元錢。”
可丈夫說：“咱們不買小的，買一個大的。”
是丈夫帶著她一塊兒選的，一百五十元。還買了兩盒磁帶。錄音機成了她生活中最好的伙伴。這在她眼里也是丈夫送給自己最珍貴的禮物。
她不甘心呀，不甘心年紀輕輕就這樣了無痕跡地逝去，何況，在她心中還有著太多太多的牽掛。記得兒子六歲時突然發(fā)病，要做闌尾炎手術，可家里連一分錢也拿不出了。妻子看著丈夫，丈夫看著妻子，誰也沒有言語。眼瞅著兒子肚子疼痛得挺不住了，方正大臉的漢子不得不出門想辦法，可左鄰右舍、親朋好友，一家家走過去，丈夫還是兩手空空地回了家。能借的都借過了，借過的都沒有還上，他這個時候又怎么好意思再張開嘴呢？這時，兒子疼得一陣陣地哭喊著。孫玉晶緊緊地摟住孩子。丈夫急了，卻只能孤獨地躲在院子里無聲地哭泣……
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。
是不是就在這個時候，丈夫開始變賣家中所有的東西，狠心借起了高利貸？是不是就在這個時候，丈夫做出了將自家的兩間土房抵押出去的苦澀決定？
即使傾家蕩產(chǎn)，也要保住這個家，也要留住妻子的生命。
一天夜里十點，孫玉晶疼得無法忍受了。萬念俱灰中，她對丈夫說：“我不行了，你干脆給我打一針，讓我快點兒過去吧，我這樣活著也太遭罪了。”
丈夫一言不發(fā)的只是搖著頭。就在這一瞬間，她心中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絕望、所有的不甘，像山洪暴發(fā)似地狂瀉而下：“我不對呀!我還年輕，我還有父母、丈夫和兒子的牽腸掛肚，我怎么能這樣輕生呢!死，即使是死，我也要把它看作一個戰(zhàn)場，不能讓敵人輕松就把我打死。只要我還能站起來，還能夠和它面對面，我就要拼盡全身力氣打它一下!就是死，也要站立著死!”
沒有生存的奢望，卻有面對死亡的勇氣。從這天以后，她時刻都在告訴自己：“不要躺下。只要能坐著，你就要站著；只要能站著，你就要走著；只要能走著，家里的零活你就干著。”丈夫不讓她做，但丈夫前腳走出家門，她后腳照樣我行我素。洗衣，做飯，縫縫補補，擦擦抹抹。日子依然是清苦的。小鍋里燒上水，蒸屜上熱上飯，鍋里的水開了，淅淅瀝瀝地下點面湯就算是飯了。有時，回娘家、婆家捎帶點咸菜回來，對于他們，這已經(jīng)是有滋有味的生活了。
風雨飄搖，但畢竟是一個家。
就在這時，她悄悄地往通化長白山藥物研究所寄去一封信，信封上寫著“王振國所長收”。她在信中訴說了自己不甘絕望的心情和家境。
這一天是1998年9月7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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